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（WIPO）發布的數據顯示，從2019年開始，中國已連續3年在專利數量上稱冠全球，且與第二名美國的差距越拉越大。再聚焦都高校，截止2019年年底，我國“雙一流”大學擁有的發明專利超過25萬件，其數量遠超美國。

但創新最關鍵的還是轉化率。據數據顯示，美國在90年代初期科研成果轉化率就已攀升至80%，即便是到了現在，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科研轉化率仍然維持在50%以上。

但中國實際轉化率卻低于10%，離美國還有較大差距，醫療領域轉化率的差距則更加明顯。

那么，中國在醫療創新上究竟和美國還差在哪呢？

美國絕大多數醫療機構都設有專門的科研部或者研究中心，里面的醫生90%的精力都在自身的研究上，臨床方面參與不多。但國內醫生大都更加專注于臨床，真正愿意走到實驗室的是極少數。

這主要有三個原因：

一是國內考核指標主要是以臨床為導向；

二是醫生長期與臨床捆綁，很難再抽出時間投入科研；

三是醫生科研能力不夠，能孵化出前沿創新成果且具有原始創新性的微乎其微。

另外，國內絕大多數醫療企業在創新的意識和投入上都與美國的差距明顯；在創新藥產出上，中國與美國在研新藥數量相差達到44.6個百分點。

《拜杜法案》自通過以來，已推動美國經濟產出提高了1.7萬億美元，支持了590萬個工作崗位，并幫助催生了14000多家醫療相關的初創公司。

《拜杜法案》解決了四個問題：一是由政府資助研究產生的成果權利默認由大學保留；二是高校享有獨占性專利許可；技術轉移所得應返歸于教學和研究，三是發明人有權分享專利許可收入；四是政府保留“介入權”，特殊情況下可由聯邦政府處理該發明。

我國在科研成果轉化領域也出臺了不少政策，但實際效益卻并不盡如人意。

主要是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：一是“管得不夠精準”，并不能解決其真實痛點。二是“管得太多”，原本的“推動力”反倒成為了科學家前進的“阻力”。做任何動作都需要走程序，但由于審批流程過于漫長，科研成果往往會錯過最佳進入市場的時機。

對于絕大多數科學家來說，如何與市場更好地接觸，如何將自身科研成果成功轉化，這都是非常具體且棘手的難題。這就需要科研機構站出來了，而站在科研機構背后的其實是“技術經理人”。

但專業的技術經理人在我國極為緊缺。這不僅體現在絕對數量上，還體現在人才的質量上，也就是技術經理人的專業能力，與美國相比差距明顯。

國內科學家和科研機構長期處于以科研體系為主的封閉環境，很難觸達到市場資源，因此也很難站在市場的角度，對自身科研項目進行精準評估。

醫療領域的創新轉化非常講究團隊協作，需要政府、科研院校、投資機構、企業等創新主體共同參與。但從國內來看，這些創新主體其實并沒有很好的鏈接，目前大都是“各自為政”。

在醫療創新與轉化方面，我們當前與美國的差距是十分明顯的。因此，認識到差距，認識到眼前的問題，并開始著手解決，是我們當前在醫療創新轉化的重中之重。